两会代表委员专访：打通质量基础设施畅通瓶颈亟须为技术机构立法

“这次疫情，是对计量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如何从计量的角度解决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瓶颈问题，如何通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明确技术机构法律地位和职责来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这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近日，记者就其在全国两会上《关于加强国家重要技术机构立法管理的提案》，通过电话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量院）院长方向。

1、新冠肺炎疫情是一面镜子

对很多政协委员来说，疫情防控是今年全国两会提案绕不开的话题，方向也不例外。

虽然对工作成绩一语带过，但作为国家最高计量技术机构，此次疫情期间，方向带领的中国计量院始终奋战在战“疫”科研攻关的最前线，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疾病考验作出了计量人特有的贡献——

短短10天内汇总公布了49个不同厂商的152个常用型号红外体温计的校准模式；通过“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公布77种标准物质的供应清单并启动绿色服务通道；首次推出的新冠病毒核酸数字PCR定量与抗体快速高精度定量检测方法和试剂盒，为精准抗疫提供了精确的手段；成功研制的12种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人源IgG单克隆抗体、新冠病毒核酸等12种相关的国家标准物质  ，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的准确性……

“但这次疫情让我们的不足充分显现出来。”方向语气略显严肃地说，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特别是涉及生物安全这些新兴学科上，计量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经此一“疫”，让中国计量院充分认识到尽快建立完整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和能力的迫切性、从定性研究上升到定量研究的重要性、计量技术和医疗器械安全等其他学科体系结合的有效性、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破解转化机制障碍的困难性等。

也正是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让方向再次意识到加强立法管理，为国家技术机构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周全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方向说，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来看，国家技术机构显示出强烈的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我国重要的国家技术机构如何破题有效应对重大疾病防控、生物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系统性风险，需要技术机构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技术机构的地位和职责等。

2、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新“修路”

方向说，当前国家技术机构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的复杂工程，国家战略性和重大民生需求都离不开国家技术机构的技术支撑。

“我们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利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理念、信息化手段等最高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这其中牵涉很多基础技术和能力需求，质量基础设施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方向举例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确保北斗定位准确的时间频率，却由计量工作来保障，这充分说明了包括计量在内的质量基础设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中国计量院是保障国家量值统一和国际量值等效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是国家检验药品生物制品质量的法定机构和最高技术仲裁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方向举例说，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其特有的技术能力，担当明确的国家使命。尤其是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技术机构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谈到质量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有自己的忧虑，也有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设施很多，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就是我们修了很多路，但都不怎么畅通，都是割裂分散的。这导致我们一方面能力不足，一方面又重复建设。”方向说，以计量为例，目前还是依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模式来发展，已经不符合、不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不符合现代计量科技的发展，“所以质量基础设施要顶层规划”。

方向告诉记者，“大市场、大监管、大质量”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而市场的核心是公平交易，这更加需要计量、标准等这些质量基础设施为建立信任、传递信任提供基础支撑。

3、我国技术机构立法要向发达国家“取经”

方向告诉记者，在我国，国家技术机构普遍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定的职责权限——《计量法》没有规定国家计量院的法定职责，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直接明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法律地位。这些重要的国家技术机构也存在财政经费保障不到位、管理模式不甚合理，相互之间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系列问题，严重掣肘了国家技术机构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技术机构立法，还要合理地向欧美发达国家‘取经’。”方向说，欧美国家的国家技术机构大多都有一两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立法明确国家技术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组织管理等内容，确保其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也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协作机制。例如，德国《单位与时间法》规定了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作为德国国家计量院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美国《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警应对法》授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主导地位和行政权威。立法对国家技术机构法律地位的确认，可以保障其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和长远发展。

在方向看来，但目前我国的技术机构管理主要还是依据部门行政体制来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机构能力的发挥、信息的共享、业务的合作。加强国家技术机构立法管理，要明确国家技术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并以法规或规章形式，确立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技术机构的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要分类管理专业性国家技术机构和综合性科研机构，明确专业性国家技术机构的特定法律地位、特殊国家使命和准政府职权，保障其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绩效考核上更注重公共政策目标导向；要建立国家技术机构之间技术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跨部门合作或组成联合机构，为共同的公共政策目标共享技术信息；要确保国家技术机构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将国家技术机构纳入国家实验室管理，建立起符合机构运行发展需要的政府多轨制资助体系。

方向同时表示，对国家重要技术机构立法，并不一定要为每个机构单独制定法律，可以为这一类机构统一立法，再通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这些机构的法定职责、定位、义务等。

“但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外技术机构已经走过了一两百年，我们既需要加快速度，也要一步一个脚印来。”方向说。